作者：楊　溢

　　看大酒劇團的原創(chuàng)話劇《三兩天》，像是頂著38度的高燒，仰脖灌下冰涼的烈酒，燒灼而清醒。舞臺上，兩個男人通身皆黑，沿著弧線，踩著鼓點，游吟詩人一樣發(fā)著囈語。生活像冷硬、逼仄的布景，波瀾不驚卻源源不斷地從兩側(cè)傾軋而來，一寸一寸逼近觀眾的內(nèi)心。

　　《三兩天》以“我”的口吻講述了三天的北漂生活：機械的工作，疏離的親人，似有若無的情人，令“我”喘不過氣的愛人，以及一直陪伴著的頭暈、惡心、想吐等。從這三天里，恍惚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十多年。正如阿爾托在《殘酷戲劇宣言》中所言：“（戲?。┳屓丝匆娬鎸嵉淖晕遥衣吨e言、懦弱、卑鄙、偽善，使集體看到自身潛在的威力、暗藏的力量?！?/p>

　　庸常生活里的殘忍

　　殘酷戲劇往往將時代特有的騷動及不安作為主題。在《三兩天》中，真正的殘酷被看似忙碌實則盲目的庸常所掩蓋，溫水煮青蛙一樣，令人窒息。表面上，“我”極其嚴肅地追求一個目標，實際行動卻與此抵牾，最終結(jié)果是嚴肅性的消解和荒誕感的產(chǎn)生。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說：“人的需要是歷史性的需要。社會要求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發(fā)展，個人的需要本身以及滿足這種需要的權(quán)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于凌駕其上的批判標準?！睂Α拔摇倍?，表格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模式。“我”的重要目標，是在“六環(huán)外或者燕郊涿州買房子”。與此同時，“我”的身體卻誠實地發(fā)生排異反應(yīng)，來逃避種種壓力。這背后，是“我”在麻木狀態(tài)下僅存的抗議。

　　《三兩天》所揭示的，便是這樣一種庸常生活下的殘忍。殘酷的另一面是人與人的疏離感，溝通本身成為一種悖論。面對別人的一些要求，“我”感到為難，幾次欲言又止，表達欲卻被一陣臭嗝頂了下去。電話里，舅舅托“我”照顧來京的舅媽和表妹，等“我”理順了呼吸，他已經(jīng)說到了“萬事拜托”，回憶起“我小時候坐在他自行車橫梁上”。這讓人不由聯(lián)想到卡佛小說里人與人交流的障礙，他們既不知如何表達，也不知表達什么。

　　除此，該劇還進一步解構(gòu)了家人間的親近感。充滿反諷意味的是，輕松的相處只發(fā)生“我”與大了十歲的情人高媛之間。

　　做乘法，而非加法

　　《三兩天》里發(fā)生的故事，是將日常生活擊碎后，重建而成的舞臺真實。這些生活切片像蒙太奇般交迭呈現(xiàn)，使人站在一個客觀的視角，審視這些熟悉又陌生的事物，產(chǎn)生了做乘法的效果。這點，正如愛森斯坦在形容蒙太奇的作用時所說的：其效果不是兩者之和，而是兩者之積。

　　這首先體現(xiàn)在雙聲部的結(jié)構(gòu)上。巴赫金把音樂中的多重聲音引入詩學批評，提出對話即復調(diào)；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對話便形成自我的復調(diào)，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內(nèi)心聲音相互獨立又相互交叉，展現(xiàn)出真實的人物。

　　劇中，“我”的敘述由兩個演員共同完成，他們是“我”在程式化的重壓中內(nèi)心走向分裂的表征。兩個演員的對話呈現(xiàn)出互文性，或者自反性。當母親一下子掛掉電話，連句保重也沒有，其中一個“我”說“掛了就掛了吧，我想吐，頭也疼得厲害”，另一個“我”回應(yīng)道“再說我還有一堆表格要做”。這種自反性，也存在于言語和實際動作之間：一個“我”收到了情人高媛赴約的信息，忙著倒飭自己；另一個“我”還在夸贊老婆的好，自我辯解與高媛在一起“只是想在外面吃點飯”。

　　另外，人物形象及意象設(shè)計呈現(xiàn)出對位關(guān)系，同樣像是不同聲部在演奏同一個主題。頭暈、惡心、想吐等癥狀作為精神問題的指涉，成為一種意象，出現(xiàn)在“我”接觸到的不同人身上，例如高媛的老公、隔壁的男子、房產(chǎn)中介，以及馬路牙子邊碰見的陌生人。

　　在刺痛中正視自我

　　戲劇的語言是詩意的呈現(xiàn)，是針對感覺，獨立于言語之外的。它可以使人看見真實的自我，英勇而高傲地對待命運。

　　在《三兩天》中，這表現(xiàn)為一種刺痛感。強烈的顏色、光線、音樂，以及演員的表演，既有獨特的、本質(zhì)的詩意，又與其他語言組成一種和聲，揭露盲目生活下的荒誕。那些被反復說出的字詞的作用不僅在于邏輯含義，還在于形式，以及形式傳遞出的抒情性。當它們被有節(jié)奏地重復，配以演員的沉默、呼吸，以及或緩慢或強勁的音調(diào)變換時，便重建為新的形象，涌入人們的感官。

　　劇作為兩個演員設(shè)計的大量弧形、旋轉(zhuǎn)的行動路線，像是一個虛擬的繩索的意象。“我”被他人和社會的標準束縛，想要掙脫，卻又離不開與他人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只能找到一個發(fā)泄出口并偽裝自己樂在其中?；椟S的光線，在他們之間游走。演員的表演外化出“我”做表格時的矛盾心理：“我”或用嘴咬鍵盤，或用力據(jù)著鍵盤，發(fā)出刺耳的聲音，讓觀眾對人物內(nèi)心的掙扎感同身受。

　　鍵盤作為道具，堆放在弧線的中央，帶有一種宗教祭祀的感覺——祭拜的是無孔不入的單向度的現(xiàn)實，祭奠物是對現(xiàn)實的批判和反思，演員的表演也是儀式性的，呈現(xiàn)出對稱一致的肢體動作。牛鈴、鼓等打擊樂器，和演員的腳步聲一并成為情緒的外化。在表現(xiàn)“我”與母親的溝通不暢時，兩個演員用卡祖笛發(fā)出聲音，代替話語的表達。當疲憊的“我”享受著片刻悠閑，卡祖笛吹出歡快的旋律時，卻令人產(chǎn)生以樂襯哀之感。

　　生活的吊詭在于，你如同弓身穿行于幽深的地下通道，不知盡頭在何處，甚至已然默認這旅途終究無法抵達，但也只能繼續(xù)。這是件殘酷而無法逃脫的事情。然而，英雄主義的奧義也在于此——就像圣地亞哥拖著大馬林魚的骸骨返航——生活盡可以消滅他，可就是打不敗他。

　　劇作結(jié)尾，偷情歸來的“我”回到出租屋，發(fā)現(xiàn)老婆不在，有種長舒一口氣的松弛感。這可謂全劇的點睛之筆。隨著獨白“冬天的陽光透進來，真是個美好的早晨”，觀眾似乎也徜徉在“樊鳥出籠”的情緒里。然而，這種漫長的、潛伏于忙碌生活表象下的殘忍并未中止，也從未中止。這一縷和煦的暖陽，只是疲憊世界的一次可憐的頓歇。人生漂在表格里，燕郊卻遠在天邊外。

　?。ㄗ髡邌挝唬褐袊囆g(shù)研究院研究生院戲劇戲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