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相子·益西多吉擔任爐霍縣人民政府第一任縣長。（楊孝康提供）

　　1935年，高原的冬天，陣陣寒意。

　　爐霍壽靈寺的一間僧房里，幾盞油燈忽閃忽閃的。國民黨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諾那呼圖克圖居中而坐，正說得唾沫飛濺。他在竭力妖魔化紅軍“要消滅宗教，消滅喇嘛活佛，燒殺搶掠無所不為”后，才最后道出此行的目的：紅軍北上將至爐霍，煽動壽靈寺脅迫當?shù)厝罕娚仙诫[蔽，堅壁清野，不準給紅軍帶路和當“通司”（翻譯）。同時組織周圍僧俗民眾武裝抵抗。其實他也沒有預料到自己圓寂前，會成為紅軍的朋友。

　　昏暗的燈光下，煙香繚繞。壽靈寺姆朗大法會相子（即總管）益西多吉皺起了眉頭，顯然對諾那的說法很不以為然。他接觸南來北往的漢藏回等各族僧侶、商人較多，對長征的紅軍有所耳聞，自有見解。

　　此時，他清了清嗓子，說道“從多方面的信息看，紅軍人多打過很多仗，戰(zhàn)斗力強，槍炮比我們多。他們只是路過，不是與藏族百姓為敵。只要給他們提供物資上的方便，是不會傷害我們的”。他還提到“目前本地格聰活佛的家廟與地方正發(fā)生沖突，再與紅軍交戰(zhàn)，彼此都沒有好處，不如和談相處為好?！?他雖心存疑懼，但不主張阻擊紅軍。有幾個與會者表示贊同。但是，此刻的諾那以提供武器（100支槍及子彈）、金錢為誘餌，迷惑了不少人。相子·益西多吉的主張被奚落反對，甚至受到威脅。他心灰意冷，被迫深夜潛離寺廟，隱身于爐霍泥巴溝。

　　1936年3月7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一部占領爐霍，隨后擊潰地方反動武裝的阻擊，隨后總部亦遷至休整。

　　工農(nóng)紅軍到爐霍后，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他們得知益西多吉的政治態(tài)度和影響力后，設法找到他的親戚，講明紅軍的相關政策，希望說服其回來。益西多吉的叔父紹古等人為紅軍的民族宗教政策所感動，認識到共產(chǎn)黨才是藏族人民的大救星，遂想方設法從中聯(lián)系。益西多吉聽了很多，自己也化裝成農(nóng)民，到縣城走了一趟，感受到紅軍與過去見過的藏軍和國民黨軍都不一樣，和老百姓親如兄弟。很快，對紅軍已經(jīng)有所了解的益西多吉應召回到縣里，得以與紅軍代表李文海（期間任中共爐霍縣委書記，后曾任中共川康省委書記）見面。

　　一碗熱騰騰的酥油茶，讓人暖洋洋。益西多吉與紅軍代表相見恨晚，交談到深夜。 “人以心意相投為吉，羊以水草豐美為祥”， 他當即表示愿為北上的紅軍出力。一向嚴肅的李代表高興地握著益西多吉的手，連聲說：“好兄弟、好兄弟”。自此，益西多吉通過李代表等人更多地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張，被紅軍為國為民，歷盡千辛萬苦，不怕流血犧牲，尊重藏族的習俗所感動。在紅軍代表的教誨和點撥下，他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遺余力地宣傳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覺悟過來。

　　益西多吉目睹紅軍的困難，遂以家中的糧食，以及牛、馬等支援紅軍（紅軍當時給有收據(jù)），在僧俗群眾中引起較大反響。

　　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藏文嫻熟，性格開朗，對紅軍也很有好感，即受派與其叔父紹古一道為紅軍做宣傳聯(lián)絡工作。他們攜益西多吉的親筆信以肺腑之言爭取了朱倭覺日、甘孜大金等寺廟。

　　那一日，紅軍到達覺日寺時，全寺僧眾早早就列隊迎接，號聲、螺聲齊鳴，彩旗繽紛，香煙繚繞。紅軍還特別準備了一些禮品，用紅布包好，送到寺里。寺廟主持老扎日活佛把紅軍領導迎進寺內(nèi)，命眾僧為紅軍首長讓座添茶，氣氛極為融洽。此后，覺日寺和朱倭的頭人讓屬下給了紅軍力所能及的支援。多位紅軍首長都到過覺日寺，雙方來往密切，共商事宜。

　　紅軍在爐期間紀律嚴明，官兵一致，尊重藏族風俗習慣，團結(jié)各界人士，特別是與李代表的相處，知曉了很多紅軍長征的道理，使年輕的益西多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對家人說?！斑^去見過的軍隊里哪里有紅軍這樣善良、公正、愛護百姓的兵，老天有眼，他們會有好報的”。

　　1936年4月的一天，在工農(nóng)紅軍的幫助下，爐霍縣新生的紅色政權——博巴政府成立。政府委員有益西多吉、澤仁貢布、洛澤仁、馮青云、阿刀、澤窩、雍中降澤、曲登澤仁、仁真志瑪、阿呷、羅光德、羅成章、貢布拉熱、邱特澤仁、蘭子安等。益西多吉被選為主席，副主席為洛澤仁、澤仁貢布。紅軍代表指導和協(xié)助博巴政府的工作。爐霍縣博巴政府在老街、朱倭建立了兩個區(qū)博巴政府，在宜木、瓦達、瓦角、棒達、雄雞嶺等地建立了八個鄉(xiāng)博巴政府。在他們的領導下，各級博巴政府開展了積極有效的工作，為紅軍北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雍仲洛吾等繪巨幅唐卡《紅星照耀雪域》局部 喜饒尼瑪提供

　　益西多吉派紹古等動員聽信謠言外出躲避的村長、保正和百姓回來。例如派斯木扎交的貢布吞珠去新龍縣動員回斯木頭人，保正頂增彭錯，派雅德的甲貢布去朱倭卡勒山上喚回雅德頭人，保正德洛等。這樣，宜木頭人村長羅絨次召為首的不少人也先后回來了。在李代表的協(xié)助下，區(qū)、鄉(xiāng)博巴政府部署了支援紅軍如何籌備糧食、牲畜、草料、羊毛等具體任務。當時個別地方發(fā)生搶劫紅軍征糧人員的事件，益西多吉同副主席棒達的澤仁貢布等人分別到沿途各地宣傳，基本上制止了類似搶劫事件的發(fā)生。

　　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李代表突然通知益西多吉去見紅軍朱德總司令。據(jù)悉朱總司令是從甘孜到爐霍參加紅軍運動會的，聽聞益西多吉的事，頗為贊賞。朱總司令高興地與他親切握手，贊揚他為支援紅軍所作的努力，希望他繼續(xù)為人民做好事。朱總司令談到博巴政府的工作時特別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領導群眾搞好生產(chǎn)、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朱總司令說：過些日子，我們就要離開這里，北上抗日。紅軍走后，傷、病員就交給你們了，你們要好好安排他們。十年以后我們一定回來。他還贈送給益西多吉錦旗一面，一張自己的照片和幾本漢文書。

　　紅軍離開爐霍前夕，李代表又帶益西多吉去見一位紅軍首長。這位首長就是徐向前。他對益西多吉說：你們要好好安排留下來的紅軍傷病員。你對紅軍的支援，為藏漢民族的團結(jié)所做的貢獻，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將來一定會再見面。他還送給益西多吉白銀十錠，牦牛一頭。

　　紅軍臨行時，益西多吉等依依不舍，與李代表共飲血酒。益西多吉將自己的一匹灰色騎馬送給了李代表。李代表則把幾張狐皮、一袋藏青果、四匹小馬送給了益西多吉，其中一匹很好的小馬讓他自己騎。李代表對他在博巴政府的工作很滿意，并再三囑咐說“我們走后，你要注意安全，我們后會有期”。

　　為紀念紅軍，益西多吉給這匹小馬起名“克雨”（即布谷鳥）。爐霍的名馬“相子克雨”很有名氣，曾有記者和美術工作者為它攝影、畫像，這是后話。

　　紅軍走時，爐霍各族群眾在益西多吉的組織下，跳鍋莊，殺牛、羊歡送，并派懂藏漢雙語的群眾為紅軍帶路。縣波巴政府為了安置和保護好紅軍傷病員，益西多吉等專門召開各區(qū)鄉(xiāng)博巴政府領導人大會，特地邀請了當?shù)赜忻牟刈逯R分子雅德頭人加朗羅絨澤仁等人，開會研究如何妥善安排紅軍留下的傷病員，定下幾條原則：

　　一、凡愿回原籍的紅軍，為他們準備口糧，一村轉(zhuǎn)一村護送回家。

　　二、凡愿領紅軍收養(yǎng)者，都可以領去，但一定要供養(yǎng)好。

　　三、傷重的紅軍各村集中以村為單位，由各村負責供養(yǎng)。

　　大家一致?lián)碜o，并大力宣傳：收養(yǎng)紅軍是積善，傷害紅軍是造孽，殘害紅軍者絕無好下場。

　　益西多吉立即將縣城附近的30多名紅軍傷病員集中到現(xiàn)在克日的羅絨巴燈家中（當時是空莊房）暫住，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休養(yǎng)、治療以后，化裝成挖金子的、馱茶葉的、做生意的等各種方式送了出去。他自己家中也收養(yǎng)了紅軍，還保護了一個紅軍，取藏名為扎西。

　　1100余名留爐紅軍得到當?shù)厝嗣窈芎玫恼樟虾捅Ｗo，一些人被掩護送出去，一些被妥善安置，在當?shù)匕布?，與藏族民眾結(jié)成姻緣。1950年，爐霍解放時，留爐紅軍尚有123人。

　　紅軍走后，反動上層、勾結(jié)地方上部分反動分子卷土重來，槍殺、迫害縣博巴政府成員。來自各個渠道的消息都表明，益西多吉因為擔任過爐霍博巴政府主席，盡管在地方上頗有勢力，但為紅軍辦過事，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了。不久，益西多吉就以打卦所說為由，以朝拜神山、圣地為名悄悄到柯羅洞寺坐靜去了。

　　1937年，西康省府組織所謂“宣慰團”，前往康北。當?shù)匾恍╊^人等與益西多吉商量，借此機會出來。此后，益西多吉除擔任世襲的壽靈寺相子以外，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兼經(jīng)營商業(yè)，很少過問政事。

　　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宣布起義，通電西康各縣。時任爐霍縣縣長曾慎樞主持召集村長、保正、縣府成員響應起義時，益西多吉聞訊親自參加會議，積極擁護西康起義。

　　蘇克同志（曾任中共爐霍縣工委第一任縣委書記、第二任軍代表）回憶說：解放后，益西多吉在與他談起當年和紅軍在一起的經(jīng)歷時，仍激動不已地說：“紅軍臨走時，對留下的同志們說‘為了北上抗日。同志們一定要顧全大局。十五年后，我們一定來接你們?！瘡募t軍北上到爐霍縣解放，剛好十五年。”益西多吉在說到這些事時，堅持認為紅軍里邊，一定有預知未來的“神人”。不然，為什么回來的時間那么準確呢？

　　中共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撰寫的《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qū)》中，對益西多吉給予了較高評價，認為“由于在爐霍成功地爭取了相子·益西多吉這樣一位在政教方面均有影響力的上層人士，紅軍在康北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有了良好的開端?！?/p>

　　爐霍縣解放后，相子·益西多吉成為新生人民政權的第一任縣長，在黨的領導下，為人民做了不少事。他是藏族愛國人士的卓越代表，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最好的歷史范例。（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