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進軍西藏時的李覺將軍

2003年1月15日下午，我與原西藏日喀則軍分區(qū)副司令員、譚冠三將軍的長子譚戎生大校一起去拜訪我們的老首長李覺將軍，一是祝賀老首長90華誕，二是請他談談進藏初期他與天寶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況，當時我正在寫《天寶傳》。

當年十八軍每位軍首長都有代號，軍長張國華是“1號”，政委譚冠三是“2號”，副軍長昌炳桂是“3號”、副政委王其梅是“4號”，第一參謀長陳明義是“5號”，第二參謀長李覺是“6號”，政治部主任劉振國是“7號”。直到現(xiàn)在，我們十八軍老同志都親切地稱李覺“6號”。

在我們18軍軍首長里，6號是唯一一位健在的將軍，當年帶領我們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老首長、老戰(zhàn)友、老同志們，走的走，倒的倒，病的病，老的老。一直被首長和同志們叫作“小鬼”、“小兵”的我，是全軍最年輕的戰(zhàn)士，如今也是滿頭白發(fā)。

李覺1937年3月參加紅軍，到現(xiàn)在66年了；從1950年1月，參加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到如今已53年了；從1958年參加“兩彈一星”工程到今天，也有45個春秋，歷經(jīng)解放前后，跨越兩個世紀，從打擊侵略者，保衛(wèi)國土，到解放全中國，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從冷兵器到高科技；從扔手榴彈，到造原子彈，富于傳奇色彩，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可是我熟悉的還是李覺將軍在十八軍工作的那段經(jīng)歷。

李覺是山東沂水縣人，1914年出生。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家鄉(xiāng)讀書。

20世紀30年代，李覺從山東老家來到北平求學，在當時的中國大學讀書，但是，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華北之大，無以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李覺聽說張學良將軍率領的東北軍是一支抗日的隊伍，就放棄學業(yè)，投奔東北軍，參加了張學良辦的學員隊。

學員班的學習結束后，李覺被派到東北軍騎兵3師當副排長。從此投筆從戎，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西安事變后，形勢發(fā)生急劇變化，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扣押，東北軍面臨分化瓦解的危險。李覺的同學當中，有一位是地下黨員，給他以很大的影響，動員他到陜北去，找紅軍。

1937年3月，李覺走到甘肅武威時，就遇到紅軍大學三分校的師生，便參加了紅軍，在紅大三分校學習，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跟著共產(chǎn)黨、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紅軍隊伍中，李覺歷任紅軍步校教員、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教員、在閻錫山的部隊作過兵運工作，后來又擔任決死11總隊政工員、晉西支隊第3大隊總支書記、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冀魯豫軍區(qū)第8軍分區(qū)作戰(zhàn)股股長、參謀處處長、晉冀魯豫軍區(qū)1縱1旅參謀長兼1團團長。

李覺是個不怕子彈的指揮員，當團長的時候還親自把炸藥包送到敵人眼皮底下，有一次攻克敵人一個堅固設防的縣城，久攻不下，他又親自帶著爆藥包，連續(xù)爆破5次，終于炸開了城墻，但自己的耳朵也震得什么都聽不見了。至今右耳聽力極差。還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壓住，幾十個戰(zhàn)士踩著他的身體往前沖，他卻頑強地活了下來。每逢作戰(zhàn)最激烈的時候，李覺總是身先士卒，沖鋒在前，為此，多次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至今身上留有槍傷。李覺后來擔任1縱參謀處處長、20旅副旅長、16軍47師副師長。進軍大西南時，調(diào)任第二野戰(zhàn)軍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

本文作者（右）正在采訪李覺同志，并向他請教有關問題

1950年元月2日，遠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致電中央，把“進軍西藏”的任務交給西南局。與此同時，毛主席作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zhàn)略決策。劉伯承、鄧小平把進軍西藏的任務交給第18軍。

在西南軍區(qū)司令部，李覺第一個看到毛主席關于“進軍西藏”的指示電，他深受鼓舞，主動請纓，到西藏去。當時李覺任西南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是西南軍區(qū)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將軍的主要助手。由于工作的關系，毛主席關于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電報，是李覺第一個看到，由他立即呈送李達，李達報送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劉、鄧、賀首長對進藏部隊的指示，一般也經(jīng)他的手傳達。遵照劉、鄧、賀首長的指示，李達以參謀長名義下達的命令，有很多是李覺起草的。在司令部，李覺也算是一個“才子”，一個“筆桿子”。以反應敏捷，頭腦清醒，精明能干，文筆簡捷明快，辦事效率高而受到好評。

此時全國都已解放，李覺主動找到劉、鄧首長，要求到西藏去。

那一年，李覺36歲。

在進軍西藏中，作為18軍第二參謀長，李覺任“前指”司令員，為大部隊開路。在實施昌都戰(zhàn)役時，作為張國華的主要助手，勝利完成渡江作戰(zhàn)任務，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對昌都戰(zhàn)役的勝利，黨中央、中央軍委給予高度評價。劉少奇副主席指出：“昌都戰(zhàn)役就像淮海戰(zhàn)役，奠定了解放西藏的基礎。”

1951年5月，以李維漢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和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談判，經(jīng)過友好協(xié)商，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共17條，簡稱《17條協(xié)議》。

根據(jù)《協(xié)議》規(guī)定，進藏部隊開始向拉薩和平進軍。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萬丈！ ”《歌唱二郎山》熱情歌頌了進藏部隊不畏艱險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50年代初，這首歌曲曾風靡全國，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實二郎山只有3300多米，是進藏途中海拔最低的一座山。

人們在形容紅軍長征的艱難時，常常愛說“爬雪山，過草地”。紅軍爬的雪山是夾金山，過的草地是川西草原。夾金山，也只有3200多米。進藏部隊從康定到拉薩，要翻過二十幾座大雪山，大部分是5000多米，有的則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就是說，要高出夾金山和二郎山近千米。

昌都到拉薩，有三條路，習慣上稱作南路、北路和中路。南路和中路在橫斷山脈中部地區(qū)，南路氣候條件較好，物產(chǎn)豐富，但山勢險峻，江河縱橫，不便于大部隊行動。

中路有馬幫和商旅經(jīng)常往來，人煙較為稠密，雖有幾座大山，但沿途設有驛站，有所謂“窮八站、富八站，不窮不富又八站”之說。北路與藏北草原接壤，地勢較為平緩，便于大部隊展開，但人煙稀少，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很少有人走這條路。張、譚、李率部，沒有走中路，而從類烏齊折向西北，過怒江，走了所謂“小北線”。

艱難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長征”從這里開始了。過了怒江，基本上是無人區(qū)，海拔高，空氣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內(nèi)地的50-60%,有的地方、有的時候只有40-50%，高山科學家將這些地區(qū)稱之為“生命的禁區(qū)”，“死亡線”。缺氧，對人體是個致命的威脅。從長遠講，對心臟，對人腦，對人體各部分都有很大損傷；當前最實際的困難是：走路難，吃飯難，睡覺難。一般的反應是心跳加快，心動過速，血壓增高，頭痛、惡心，沒有食欲，睡不好覺。

一路之上，李覺在指揮部隊行軍的同時，悉心照顧張、譚兩位首長。譚冠三年紀大，受過傷，平時就有頭痛的毛病，這時的反應更大，頭痛得要炸裂似的，胸口憋悶，呼吸困難，全身浮腫，四肢無力，走起路來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的感覺。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好，超量服用安眠藥，每晚也只能似睡非睡地休息兩三個小時，其余時間，睜大兩眼，就是睡不著。

一方面是吃不下飯，另一方面要把飯做熟也很困難。李覺每天要為部隊的吃飯問題操心。首先是燃料奇缺，沒有樹木，部隊一到住地，第一個任務就是揀牛糞、挖草根。藏北的氣候多變，忽兒大雪紛飛，忽兒冰雹傾瀉，很難揀到干牛糞。燒濕牛糞，只見冒煙，不見起火，燒幾個小時，也燒不開半壺水，有時連牛糞也找不到，只好去揀牛羊角和獸骨。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沸點在80-90度；當時沒有燃料，只能燒到60-70 度。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夾生飯。這時糌粑倒是最好的食品，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一小塊酥油，再用只有60-70度的“開水”一沖，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加御寒能力。

我是1951年7月下旬調(diào)到18軍文工團。從昌都到拉薩，我們文工團一直與軍直機關在一起。在整個進軍過程中，我親眼看見李覺最辛苦。每天早上，司號員吹起床號時，參謀長已經(jīng)起來在各處查看；到晚上，司號員吹了熄燈號，廣大指戰(zhàn)員都安然入睡，他還帶著警衛(wèi)員，打著手電筒，到各處檢查，準備第二天的行程。按當時規(guī)定，團以上干部都配備有馬。但從昌都到拉薩，我沒有看見6號騎一天馬，他把馬讓給有病的同志，有時幫體弱的同志馱背包和糧食。有時還讓警衛(wèi)員牽著馬到文工團，幫助女同志和小同志，自己則去指揮部隊。

李覺請示張、譚決定從各部隊抽調(diào)一些藏族同志，配上參謀、干事，到附近牧場去購買酥油糌粑和奶食品。他們白天與大部隊一同出發(fā)，插小路找牧場，晚上再趕到宿營地。這些同志很辛苦，但收獲不大，沿途竟沒有一個居民點，只有零星的帳房，是遠山的放牧人。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難越大。他們每隔幾天就要爬座雪山，有時一天要爬兩座山。有時一座大雪山，要走兩天，在半山宿營，那是最困難的。爬山難，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氣。每向前邁一步，都要付出代價。上山時，實在走不動，在警衛(wèi)員和參謀長的催促下，張國華、譚冠三有時還能騎一陣馬，下山時，連馬也不能騎，只好順著崎嶇的山路慢慢往下滑。有兩次翻大雪山時，正碰上下大雪，積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蓋。戰(zhàn)士們只好背著背包，抱著槍，閉上眼，一狠心，就往下滑，一滑就是幾十米。戰(zhàn)士們稱之為“坐電梯”，有的人風趣地說“我們在內(nèi)地沒有坐過電梯，想不到在西藏還坐上了電梯”。坐這種“電梯”是很危險的，萬一方向不對，就有可能跌進萬丈深淵,連個影子也找不到，戰(zhàn)士們說真是“革命到底”了。部隊過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大雪山時，僅一個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進峽谷。

前面的跌進峽谷，大家默默地為戰(zhàn)友哀悼，然后又從另一個方向找路，真有“前赴后繼”的悲壯感覺，猶如戰(zhàn)爭年代,攻克敵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著沖上去。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作為軍長、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樣，由警衛(wèi)員扶著，慢慢下滑。如果說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李覺不讓他們走在最前面，也不讓押后，等戰(zhàn)士們探好路，才讓他們走。

由于高寒缺氧，營養(yǎng)不良，指戰(zhàn)員們的體質(zhì)急驟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來，爬山時，有的同志實在太疲勞，坐下來稍事休息，心臟就突然停止跳動。

后來部隊總結行軍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戰(zhàn)士們將它稱作“死亡地帶”。每當這種情況，各部隊的首長，親自指揮指戰(zhàn)員們盡快通過“死亡地帶”，不得停留，如同在戰(zhàn)爭年代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一刻也不能耽誤，多停留一分鐘，就多一分危險。

從昌都到拉薩，約1150公里，共走了56天。我們橫穿藏東北草原，翻過連綿橫亙、終年積雪的19座大雪山，幾十個山崗和丘陵，渡過幾條大河，趟過無數(shù)條季節(jié)性河流，涉過寒冷刺骨的數(shù)十條冰河。這期間，我們幾乎沒有睡過一次安穩(wěn)覺，沒有吃過一頓飽飯，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對身體的損害是很大的，甚至終身都有影響。體重普遍下降，當時有人統(tǒng)計，全軍幾萬干部戰(zhàn)士，競沒有一個胖子，被稱為“群體輕量級”。

實事求是地講，在整個部隊中，最辛苦的是李覺。在昌都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那樣英俊瀟灑，精力充沛，經(jīng)過56天的長途跋涉，這位山東大漢明顯地消瘦了，臉上脫了幾層皮，鼻梁發(fā)紅，嘴唇發(fā)烏，步履也不那么矯健。

在回憶這段歷程時，參加過第一次長征的老戰(zhàn)士譚冠三說:“頭上沒有敵機，后面沒有追兵，除此而外，進藏的路比長征的路還要艱難?！崩罟饷髡f：“我們?nèi)芜^草地，也沒有這么難。”

經(jīng)過千辛萬苦，他們于10月24日到達拉薩河畔，休整兩天，10月26日，在拉薩各界僧俗人民的熱烈歡迎下，舉行莊嚴隆重的入城儀式。

李覺為進藏部隊入城儀式和閱兵式的總指揮。噶廈政府指派阿沛?阿旺晉美噶倫為聯(lián)絡官員，與李覺配合，圓滿完成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也是李覺和阿沛的第一次友好合作。

入城儀式之后，進藏部隊的領導人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一起，在布達拉宮前的廣場上，舉行了閱兵式。

這一天譚冠三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賀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

漢將班超斗敵頑，拯民水火戍邊關；

卅載忠心護西域，定遠侯⑴名萬古傳。

茫茫雪山疆域?qū)挘鎳鎴D豈容奸；

驅(qū)逐英帝和匪叛，進軍宜早不宜晚。

大軍西進一揮間，二次長征不畏難；

數(shù)月艱辛臥冰凌，世界屋脊紅旗展。

男兒壯志當報國，藏漢團結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

大軍進藏，吃飯成了一個重大問題，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負擔，早在進軍之初，毛主席親自制定了“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針。早在1950年1月15日，劉、鄧在接見18軍師以上干部時，鄧小平就明確指示：“你們要深刻領會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作戰(zhàn)。就是說，解決西藏問題，軍事和政治相比較，政治是主要的?！薄把a給重于作戰(zhàn)”，按照李覺的理解，在西藏，作戰(zhàn)任務容易完成，補給問題難以解決。中央把能否解決好幾萬大軍的吃飯問題，提高到我軍能否在西藏站穩(wěn)腳跟的高度來考慮。

部隊到拉薩時，只有3天的糧食。第4天全軍的吃飯問題就沒有著落。形勢十分嚴峻。

西藏工委書記張經(jīng)武和張、譚首長把解決部隊供應的問題交給李覺，任命他兼任西藏軍區(qū)后勤部部長。當時有人稱李覺是西藏軍區(qū)的“大管家”。李覺深知，這個家不好當。那時青藏、康藏兩條公路尚未通車，從內(nèi)地運糧，十分困難，大雪一封山，半年之內(nèi)進不來，出不去。黨中央、政務院非常關心駐藏部隊，決定經(jīng)香港，通過海運到印度加爾各答，再轉(zhuǎn)運到西藏。同時通過外交途徑，與印度政府交涉，從印度購買一批糧食和急需的用品。

軍區(qū)派李覺去執(zhí)行這個任務。李覺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派往印度進行貿(mào)易洽談的第一位高級官員。李覺不便以現(xiàn)役軍人的身份到鄰國去做生意，經(jīng)中央批準，西藏工委任命李覺為“西藏貿(mào)易公司總經(jīng)理”。當時，這個“公司”只有李覺一個人。后來他風趣地說：“我成了西藏第一家‘皮包公司’的經(jīng)理。”公司與友好鄰邦印度進行的第一項貿(mào)易活動，就是關于解決駐藏部隊的供應問題。

作為張、張、譚的主要助手，李覺是“長期建藏，邊疆為家，以苦為榮，以苦為樂”這一口號的主要倡導者和制定者之一，也是最積極、最堅決、最忠誠的實踐者之一。

在修建康藏、青藏公路時，他們又提出“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的口號。筑路健兒們飲雪臥冰，風餐露宿，艱苦奮斗，五易寒暑，終于在世界屋脊之上，踏出萬里坦途，在世界筑路史上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藏族人民熱情歌頌這兩條公路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橋”，把北京和拉薩、把祖國內(nèi)地和萬里邊疆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譚冠三任康藏公路西線筑路工程總指揮，李覺將軍任副總指揮。他們與負責東線筑路工程的陳明義將軍、穰明德將軍、胥光義將軍、譚善和將軍，與負責青藏公路的筑路工程的慕生忠將軍一起，為兩條公路的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⑴定遠侯，即班超，東漢名將，在西域戍邊三十一年，保衛(wèi)了祖國的安全和“絲綢之路”的暢通，后封為定遠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