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的重要思想創(chuàng)造性地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指明了前進方向。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文化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為我們正確認識西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繼承和弘揚西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根本遵循。

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边@一重要論斷科學回答了什么是中華文化。首先，強調的是中華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整體性。在我國長期的歷史發(fā)展演進中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體格局，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各民族在形成多元一體格局中，創(chuàng)造了博大精深的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中華文化，共同譜寫了中華文明的壯麗篇章。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shù)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逼浯危该髁烁髅褡逦幕牟町愋院酮毺匦?。各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其文化對中華文化這個“集大成”作出了貢獻。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貢獻，各民族要相互欣賞、相互學習?！钡谌U釋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特質。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在中國多元一體格局中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它超越于某個單個民族的自我認同觀念，是凝聚中華各民族的精神紐帶和文化認同。

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同開發(fā)了祖國的錦繡山河、廣袤疆域，共同創(chuàng)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在漫長的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生息和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各個民族創(chuàng)造了各具特色、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在相互交流、借鑒、吸收和互補中促成了各民族的共同進步和發(fā)展，為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創(chuàng)造提供了動力和源泉。在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以及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不僅豐富和發(fā)展了獨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而且造就了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增強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不斷豐富和發(fā)展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向心力。中華文化寶庫中的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既有大量反映少數(shù)民族生產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數(shù)民族作者的創(chuàng)造。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并稱中國少數(shù)民族“三大英雄史詩”。在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的中國項目中，少數(shù)民族的占到三分之一，各民族都為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經過數(shù)千年的積淀和發(fā)展，已深深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記憶和中華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體現(xiàn)了積極進取、奮發(fā)有為的人生態(tài)度，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和不畏艱險、開拓奮進的革新思想，崇尚為社會、民族、國家的集體思想和行為，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在歷史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了無數(shù)艱難困苦，但之所以挺過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fā)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正確認識西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在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發(fā)展演進中，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民族早已形成了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西藏文化也早已與各民族文化深深地熔鑄于中華文化的肌體，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完整正確地理解西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化的概括和歷史事實來看，二者的關系就是共性和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有個性、特殊性，才有共性、普遍性，共性、普遍性存在于個性、特殊性之中，個性、特殊性又服從于共性、普遍性。西藏文化作為“各民族文化”之一，有其自身鮮活的特點和獨特性，正因如此為中華文化這個“集大成”作出了貢獻，中華文化這個“集大成”涵蓋了西藏文化。

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對獨特的自然條件和艱苦的生存環(huán)境，表現(xiàn)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對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對自然、社會和自身的認知、適應、改造、發(fā)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西藏各民族與其他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特色鮮明、形態(tài)多樣、內容極為豐富的西藏文化。具體地看，西藏文化是在我國相對缺乏文化積淀的青藏高原游牧地區(qū)走出來的比較成功的文化范例。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體系之中比較豐厚和繁榮的文化類型，在長期發(fā)展中于歷史學、文學、建筑、工藝技術、天文歷算等方面幾乎都有較為系統(tǒng)而完善的發(fā)展和進步。這其中既有世界上最長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又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佛經貝葉經；既有浩如煙海的文物典籍，又有獨具魅力的繪畫、雕塑、歌舞等藝術文化。西藏文化在其形成發(fā)展過程中，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漢文化對其產生過頻繁而重要的影響。

西藏遠古文化與中原古文明具有同源性。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先民們從一開始就是造就中華文化的基本單元。據(jù)考古發(fā)掘顯示，西藏地方的舊石器文化在類型與加工技術等方面與我國華北地區(qū)的舊石器文明有著密切接觸。以卡若遺址和曲貢遺址為代表的西藏新石器文化，與其相鄰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文化也有著廣泛的文化交流。其中，卡若遺址出土的大量細石器，明顯帶有我國北方草原民族的風格；西藏自古不產“粟米”而在遺址中又恰恰發(fā)現(xiàn)，則有力證明了自新石器時代起西藏地區(qū)就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歷史上，黃河上游地區(qū)的仰韶文化南下進入四川、西藏、云南等地，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藏彝走廊”文化通道，延伸了中華文明的寬度和廣度。西藏高原的先民們與中華大地上的其他先民一樣，用他們自己勤勞的雙手，胼手胝足，創(chuàng)造了燦爛輝煌的中華遠古文明。西藏的古文明正是從中華文明的源頭迸發(fā)而出，而又在祖國西南邊疆這塊特殊的地域創(chuàng)造了獨具特點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

西藏文化在未受佛教影響之前與中原文化在許多方面和領域具有互融性。民族在文化屬性上的相近、相似、相同點，是判斷不同民族在血緣和文化上有著不同尋常關系的重要標志。比如，原始苯教與中原地區(qū)的“巫”同源，并且有著充分的文化形態(tài)學、人類學、民族學的依據(jù)；苯教與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華夏的原始宗教，著名三世土觀活佛羅桑卻吉尼瑪在其宗教學名著《宗派源流》中鮮明地指出“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師的語錄“老君與苯教教主敦巴辛饒為一人”；多識教授通過對藏族來源于年馬桑種的傳說和牦牛圖騰、雅隆六牦牛部、越嶲羌古地牦牛（雅隆江）燭姓人祖籍耗牛河（金沙江上游）和“人身牛頭”的炎帝的圖騰種姓標志進行比較，肯定地認為：以“炎黃”并稱的“炎帝”就是“年帝”，是古代藏族年姓種的祖先之一。漢藏兩大文化之間還存在著難得的令人驚訝的文化親緣：藏疑可引漢作注，漢疑可由藏作解。比如，古時中原地區(qū)常常把家中長子稱為“孟”，次子稱為“仲”，三子稱為“季”，而古藏文文本稱開天辟地第一王為“孟蘭蘭倫倫”，即帶有“孟”；在藏緬語系中也多保留“孟”為“長官”之意，這是宗法權力轉換為社會權力的典型例證。吐蕃贊普在歷史上曾封南詔王為“贊普鐘”，意即“兄弟之盟”，特指吐蕃排行第一（孟），南詔排行第二（仲）。

唐代中原文化對西藏文化的影響具有廣泛性。唐朝時期是漢文化對西藏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典型。伴隨著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親，漢文化對吐蕃社會在天文、歷算、工藝、美術、風俗、藝術、典章、制度、服飾、造紙、醫(yī)學、建筑、佛教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據(jù)歷史記載，文成公主入藏時帶進了360部佛經、60部工藝著作、60部醫(yī)書、80部占筮歷算書以及食物制作法、農業(yè)耕作法和字典、辭典等書籍，促進漢藏文化大規(guī)模的交流。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都松莽布支時，漢地的茶葉和碗（瓷器）傳到了吐蕃；該書還對茶葉的種類、瓷器的辨別和分類、內地漢族和蒙古族刀劍技術在吐蕃的傳布等知識予以詳細記載。中原地區(qū)的天文歷算傳入西藏并藏譯后，其《易經》立名為“博唐”，它是以陰陽五行配合十二生肖按天星遠數(shù)而進行推算祿命氣運之術。吐蕃派出大量貴族子弟到唐朝國子監(jiān)學習典章制度和儒家經典，對吐蕃的政權結構、社會管理體制、倫理、藝術和法律等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松贊干布仿照唐朝法典，把儒家倫理道德作為參考標準，頒定了包含有“教親敬上”“孝順父母”“非禮勿動”等條文的《二十條律》；赤熱巴巾模仿唐朝皇帝登基后頒布的年號制度，為其制定“彝泰”（意為“長久安泰”）年號；吐蕃贊普還將唐朝典章制度中的告身制度、府兵制度以及宰相、節(jié)度使等官職名稱借用到吐蕃官僚隊伍之中，為吐蕃的政治制度打上了深深的漢文化烙印。與此同時，西藏文化對中原文化也產生了諸多影響。唐太宗時，吐蕃的馬球運動和馬術傳至長安，吐蕃的涂面護膚習俗和衣著裝束對漢族婦女也產生過極大影響。

元代以來西藏文化的發(fā)展與中原文化具有一體性。元明清三代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確立和發(fā)展時期，西藏和祖國內地政治上的統(tǒng)一促進西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拓展。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行使有效管轄和治理，使西藏地方的基本制度成為內地中央王朝行政制度的地方化形式。例如，元朝對西藏地方采取了宣政院領導下的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和下設的千戶、萬戶管理等制度，在西藏普遍實行元朝的法律。明朝在西藏地方封建“五王”，實質上是對元朝以來開始在我國西北、西南地區(qū)推行的土司制度的進一步延伸和發(fā)展。清朝對西藏加強制度化管理，實行駐藏大臣制度，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等一系列法規(guī)。元明清時期的藏族史學家在書寫西藏歷史時，已經從之前的“宗教性境域觀”發(fā)展到了新的民族境域觀——中國大一統(tǒng)境域觀。諸如，《漢藏史集》《新紅史》《青史》等藏文典籍，把西藏地方與西夏、漢地、蒙古等民族、地方同屬一個中國的思想和認識寫入書中。元朝中央政府在1285-1287年間組織藏、漢、維等佛教學者，對藏漢兩種文字的佛教大藏經加以核對，勘察異同，這是當時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的一座文化豐碑。明朝通過朝貢與賞賜、貢使的購置以及民間貿易，中原地區(qū)的瓷器、絲綢、茶葉、鹽鐵、絲絹、彩幣、典籍等大量涌入西藏地區(qū)，西藏的馬匹、皮毛、麝香、氆氌等特產輸入中原。明朝在內地刊刻了藏文版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分發(fā)于藏族地區(qū)的各寺院，這是藏文大藏經的最早刻制。明朝中央政府還設立譯學機構，藏族學者任職其中，《西番館來文》及《西番譯語》為明代最早在內地刊刻的藏漢合文的詞匯及官方文件。清朝官方刊刻的《四體清文鑒》《五體清文鑒》及章嘉活佛編撰的漢藏梵三體的《賢者之源》等文獻，都是當時有關漢藏文化交流的重要辭書。清朝時期漢藏工藝通過朝貢賞賜和民間貿易兩種渠道得以溝通。自乾隆起清朝在西藏發(fā)行貨幣，至清末帶有龍紋、雁紋、魚紋等圖案的郵票均流通于西藏地方。同時，藏傳佛教藝術為祖國內地的工藝美術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清朝宮廷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及工藝品上可以看到諸如七政寶、七珍、八吉祥、聚寶盆、寶杵紋等融合漢藏藝術符號的裝飾紋樣，還多見藏文、梵文等字飾。民國時期,雖然外患不已、內亂頻仍，但西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一體性得到切實維護，特別是蒙藏委員會在西藏設立辦事處，對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權管轄治理，推動了文化的一體性進一步發(fā)展。

西藏各族人民創(chuàng)造的社會主義文化在價值追求上與中華文化具有一致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始終以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推動事業(yè)發(fā)展。新中國的成立，給西藏文化繁榮發(fā)展帶來了希望。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進軍、邊筑路、邊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始在雪域高原傳播和發(fā)展，孕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老西藏精神”，廣大農奴在先進思想文化啟蒙中覺醒，《叫我們怎么不歌唱》唱出了百萬農奴的心聲。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初一批文藝工作者進藏采風，收集、整理并出版了《西藏歌謠》《西藏民間音樂》等書籍，培養(yǎng)了第一批藏族現(xiàn)代文藝工作者，開創(chuàng)了西藏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的先河。西藏著名學者和愛國詩人擦珠?阿旺洛?；罘鹪谇嗖亍⒋ú貎晒穭倮ㄜ囍畷r，揮筆寫下《金橋玉帶》的歷史頌歌，描繪了兩公路修建、中外人民驚嘆“人民戰(zhàn)士排除萬難開山筑路架橋梁，保衛(wèi)祖國繁榮康藏生產建設開礦藏”的奇跡。民主改革，開辟了西藏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天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電影《農奴》震撼了多少人的心靈，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表達了百萬農奴翻身作主人、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的喜悅心情，各族人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真正成為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建設者和享有者。改革開放，開創(chuàng)了西藏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時代，一大批現(xiàn)代文化設施拔地而起，一大批優(yōu)秀文化工作者茁壯成長，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作品不斷推出，文化事業(yè)蒸蒸日上，藝術百花璀璨奪目。話劇《扎西崗》、京劇藏戲《文成公主》、大型唐卡式歌舞《幸福在路上》等一大批精品力作獲得全國大獎。西藏文化在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國際性盛會中的展示影響廣泛、反響強烈?？v觀和平解放以來西藏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就是一部高擎中華民族精神的火炬，傾情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改革開放、歌頌偉大祖國、歌頌人民軍隊、歌頌各族人民、歌頌新西藏新發(fā)展新變化新生活的奮進凱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文化在新時代煥發(fā)出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以其豐富的內涵、創(chuàng)新的形態(tài)和獨特的魅力吸引著國內外的目光，豐富著中華文化這個“集大成”，在價值追求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集中表現(xiàn)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偉大時代精神和以艱苦奮斗為核心的“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體現(xiàn)出在當代中華文化中價值追求的一致性。

可見，西藏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西藏文化的每一種形態(tài)，諸如語言文字、哲學宗教、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音樂舞蹈、戲劇曲藝、雕塑繪畫、工藝美術等，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多民族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同時，西藏文化也對祖國內地的文化不斷輸入新的內容和形式，西藏文化為中華文化這一“集大成”作出了重要貢獻，豐富和拓展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如前所述，西藏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中為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在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并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與弘揚，西藏民間藝術大師在“政教合一”的制度里社會地位低下，他們身懷“絕技”卻不得不彎腰吐舌、沿街賣藝，他們說唱的英雄史詩被貶為“乞丐的喧囂”，甚至連原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覺木隆藏戲團也被稱為“乞丐戲班”。西藏民主改革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西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繼承和發(fā)展，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傾力保護西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大力發(fā)展現(xiàn)代科學教育文化事業(yè)，使西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保護和發(fā)展，絢麗鮮活的西藏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展現(xiàn)在了世人面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tǒng)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薄拔覀円呀ㄔO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戰(zhàn)略任務來抓?！蔽覀円o扣建設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的任務，切實構筑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一是要以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為根本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敝腥A文化是中國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要清醒認識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中華文化之外的文化，切實增強西藏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認同，這是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要義。二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統(tǒng)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定著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方向，凝結著各族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要深入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chuàng)建活動，堅持教育引導、實踐養(yǎng)成、文化熏陶、制度保障，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要持續(xù)深入開展“四講四愛”群眾教育實踐活動，教育引導各族群眾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更好地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精神動力和道德滋養(yǎng)。三是要以對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根本原則。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堅持辯證和揚棄的觀點，擇其優(yōu)良而棄其糟粕，推動西藏傳統(tǒng)文化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使其通過有借鑒的改造、補充和完善而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不斷激活生命力、增強影響力、富有感召力。說到傳統(tǒng)文化，在西藏還要正確對待宗教，堅決清除十四世達賴利用宗教產生的負面影響，切實淡化阻礙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宗教消極影響，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四是要以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根本途徑。堅持和發(fā)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牢牢把握“民族團結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廣泛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活動，積極推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促進各民族和睦共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讓各民族在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在共居共學共事共樂中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在促進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fā)展中建設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作者單位：西藏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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