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令全球眾多家庭關上了大門，屋內，另一場災禍在悄然蔓延。

　　在黎巴嫩和馬來西亞，疫情期間遭受家暴女性的求助電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澳大利亞一搜索引擎公司表示，檢索“遭遇家暴如何求助”的婦女數(shù)量正在激增。

　　英國內政大臣曾在4月的一次會議上面色凝重地透露：過去24小時，英國家暴求助熱線接到的電話數(shù)增長了120%。

　　4月5日，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特意發(fā)表聲明，封鎖和隔離引發(fā)了恐懼和壓力，“幾乎所有國家”都亟須關注持續(xù)增長的家暴案情。

　　類似的情況也發(fā)生在國內——據媒體報道，湖北省監(jiān)利縣派出所在今年2月收到了162起家庭暴力相關報警，去年同月僅為47起；湖北潛江市今年2月家暴報警83起，是去年同期的兩倍。

　　今年3月，反家暴志愿者何苗（化名）和朋友們曾接到一則疫區(qū)的求助。女人被丈夫掐脖子、打臉，疫情期間連遭3次家暴。女人最后一次挨打后報了警，但前來的警察不愿給出報警回執(zhí)；丈夫逼她滾出家門，公婆不肯收留她；她自己的父母在外地，賓館不對外營業(yè)。女人只好坐在派出所門口。

　　她最終撥通市長熱線，事情才迎來轉機：警察為其安排好住處，驅車將其送到；婦聯(lián)主動與其聯(lián)系，提供了心理咨詢。

　　幾乎同一時間，在湖北省監(jiān)利縣，面對一對遭到毆打的母子的求助，當?shù)胤ㄔ河昧瞬坏?0個小時，向他們發(fā)放了“人身安全保護令”。

　　多位反家暴社工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總結，疫情期間的家暴求助確實有所變化——對于部分存在家暴風險的家庭，一場疫情如同給本就高危的“炸藥桶”又接上了引線。

　　2011年，全國婦聯(lián)統(tǒng)計顯示：我國有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數(shù)據還披露，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選擇報警。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臺，法院可發(fā)布“人身安全保護令”這一民事強制措施保護家庭暴力受害人等手段逐漸走入大眾視野。4年來，越來越多人參與拆除這些隱藏在家庭深處的“炸藥”。

　　現(xiàn)在，疫情給“拆彈”行動帶來了一些新的考驗。

　　1

　　“疫情期間有關家暴的求助，增加了大約20%?！北本┰幢娦詣e發(fā)展中心創(chuàng)辦人李瑩告訴記者。

　　她最近參與救助的一起案件，丈夫本就有家暴史，疫情期間無法務工，終日在家酗酒，誘發(fā)更多家庭矛盾。最終，丈夫將妻子從樓梯上一把推下，女人傷重入院。

　　“封閉環(huán)境下，沖突后缺乏回旋空間，矛盾容易激化?！崩瞵撜f，疫情后續(xù)引發(fā)的失業(yè)、收入降低等問題也帶來壓力，都是家暴的潛在誘因。家庭矛盾發(fā)生后，原本可能介入的親友、公權力部門等第三方角色，也難免受疫情影響。

　　湖北的一位反家暴社工在電話里安撫剛遭受完毆打、仍在啜泣的女性時，伴隨一聲重響，對方電話突然掛斷，這令他非常擔心。而在疫情嚴峻時期的河南，因為封路，一位遭受家暴的婦女帶著孩子徒步近5小時，才與在兩縣交界焦急等待的朋友匯合。

　　在一些國家，伴隨著封閉隔離政策的落實，家暴求助展現(xiàn)了先增長、后下降的曲線。這令很多社工擔憂受害者是否正在喪失求救的自由。美國西雅圖的一條家暴求助熱線，白天的接線數(shù)下降了34%，深夜來電卻增長了13%；一家意大利家暴援助機構報告稱，許多女性來電后竭力壓低聲音，生怕被隔壁的伴侶聽到；而在西班牙和法國，藥房正成為家暴受害者們的臨時求助窗口。

　　何苗在3月曾接到過一位女孩的求助。她的父親喝醉了，毆打了她和她的母親，還舉起了刀。兩人叫來一位親戚，隨后報警。他們沒有想到，被警察和親戚帶走的父親僅僅半小時后就回來了，隨之而來的是更激烈的怒吼和砸門聲。女兒一邊和母親竭力堵住房門，一邊在網上咨詢何苗：“我們該怎么辦？”

　　次日，女孩前往派出所報警，警察沒有給出報警回執(zhí)，也沒有開具對加害人的告誡書。做完將近2小時的筆錄后，女孩問：“為什么昨晚我爸半小時就回來了？”

　　值班的警察表示很無辜：你家親戚答應看著他，誰知道他直接回家了。

　　短短一個月，何苗接到過不止一起類似求助。有未成年女孩在深夜發(fā)來信息，稱自己的性命成了爸爸脅迫媽媽的“籌碼”。幾天后，何苗再度關心女孩時，對方說：報警了，但沒有用；很多求助方式都沒有起效。唯一的希望只有自己成年后帶媽媽離開這座城市。

　　最近幾個月，李瑩也一度在援助中感覺到阻力：希望法院為求助者派發(fā)人身安全保護令，有時法院表示聯(lián)系不到人，有時表示需要網絡視頻辦案，但施暴者稱不會上網，他們也沒辦法。

　　有的法官說了“心里話”：保護令有什么用？就算我們發(fā)了，日子還是你們倆過。

　　“這算疫情帶來的影響嗎？”李瑩說。

　　一位反家暴社工總結道，反家暴工作已然開展得不錯的地區(qū)，疫情期間大多表現(xiàn)依舊很好；而那些不重視的地區(qū)，疫情只是他們忽視反家暴工作的又一個“借口”。

　　2019年，多位長期關注反家暴的學者在接受《半月談》采訪時總結，當下反家暴工作有三大難題待解決：受害者調查取證難；施暴者懲治震懾難；預防矯治難。

　　長期參與維權工作的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主任呂孝權感到，雖然反家暴法已頒布，也明確提出公安機關應該下發(fā)告誡書訓誡施暴者。但實踐中，很多基層民警遇到家暴案件，仍習慣口頭告誡，甚至“各打50大板”。

　　目前，公安系統(tǒng)尚未出臺統(tǒng)一且明確的應對家暴處理流程。部分省市率先出臺了公安涉家暴警情的處理流程，乃至頒布了地方法規(guī)?！靶Ч懿诲e。公安的告誡書震懾作用很大。”呂孝權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收到告誡書的施暴者鮮少再犯”。

　　但在另一些地區(qū)，呂孝權舉例稱，比如某市，他多年來承接了許多家暴受害者求助，卻從未能從公安系統(tǒng)處申請到一張反家暴告誡書。派出所的民警有時也感到為難，說本地辦公系統(tǒng)里都沒有告誡書的模板，基層怎么發(fā)出這份文件呢？

　　類似的困擾也會在法院出現(xiàn)。“人身安全保護令究竟怎么執(zhí)行？”呂孝權表示，依據目前規(guī)定，保護令的執(zhí)行主體是簽發(fā)的法院，公安機關和村居委會承擔協(xié)助職責——但協(xié)助的職責究竟是什么，沒有履行該職責又如何問責，都還沒有規(guī)定。這便造成法院僅依靠自身，很難保證保護令的執(zhí)行，進而使得部分法官擔憂執(zhí)行不力、影響考核，因此更不愿簽發(fā)。

　　“現(xiàn)在反家暴是有了法條，但缺乏細則和執(zhí)行條例。沒有強力保障措施，執(zhí)行力大打折扣?！彼偨Y道。

　　2

　　今年1月，深圳一位女性被伴侶從深 夜1點毆打至早晨8點。疫情期間，深圳市寶安區(qū)法院通過網絡完成了“預警，申請，聽證，送達”等全部環(huán)節(jié)，為她下發(fā)了人身安全保護令。

　　重慶巴南區(qū)人民法院副院長劉秀榮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截至今年4月，巴南區(qū)法院已經下發(fā)了60多份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舉證等均可通過網絡平臺辦理，法院受理申請后，承辦法官會在一個工作日內查閱完證據，“并不受疫情影響”。

　　2019年上半年，劉秀榮在區(qū)內派出所走訪，與基層民警聊天，發(fā)現(xiàn)他們最頭疼的就是家事糾紛。有人說，30%的出警原因屬家庭糾紛。還有指導員稱，自己轄區(qū)內某家人，一年報了4次警，每次處理至少半天。

　　“不是有反家暴‘告誡書’？沒有力度嗎？”劉秀榮問。

　　民警們?yōu)殡y地表示，實際操作并不簡單。當?shù)仉m然有了相關制度，但告誡書的發(fā)放權限目前并不在基層派出所；完成細致的取證工作再上報分局，不僅警力跟不上，有時調查完畢，家庭情況時常又發(fā)生了變化，受害人自己覺得“沒事了”。

　　劉秀榮發(fā)現(xiàn)，法院和公安、婦聯(lián)在反家暴工作上可以“互補”：前者方便簽發(fā)“人身安全保護令”文件，但受害者遭遇家暴后，往往不會第一時間向法院求助。忍無可忍而提出離婚時，受害者已飽受摧殘，施暴者也已很難被矯正；而公安、婦聯(lián)在一線接觸著大量案情。

　　“聯(lián)盟”隨即建立：通過法院網絡平臺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方法普及給了基層民警和婦聯(lián)干部——假設一位民警接到家暴警情，出警時便可詢問受害者是否需要申請法院人身保護令。倘若需要，民警會手把手教其用智能手機操作。

　　與此同時，作為法院判斷案情的關鍵，民警會將自己手中的報警回執(zhí)、案情記錄拍照發(fā)給法院。

　　一旦資料齊全，值班法官平均用20分鐘即可完成審核，簽發(fā)保護令；當事雙方都在民警面前，即使再有細節(jié)需要核實，也可由其代法院當場問訊。

　　“人身保護令簽發(fā)后，派出所民警當場送達，和施暴者談話；我們也會致電，告訴當事人人身保護令的法律效力。婦聯(lián)等單位定期回訪?！眲⑿銟s解釋，人身保護令下發(fā)后，暴力終止率達到90%多。去年，整個巴南區(qū)共下發(fā)了160份人身安全保護令。

　　“很多人覺得，反家暴的終點就是要離婚。沒這么簡單。”徐州市賈汪區(qū)人民法院家事審判庭庭長王道強告訴記者，輿論常說，“家暴只有一次和無數(shù)次”；也有人指責第一次離婚訴訟往往難以在法院獲得離婚判決。

　　他記得，一對擁有3個孩子的夫妻因為家暴走上法庭，妻子是受害者，但沒有任何經濟能力——判決了離婚，孩子的撫養(yǎng)權如何歸屬，生活又怎么辦？女人自己說：感情真的還在，但丈夫酒后打人太瘋狂，怕被打死。這是一線審判人員時常面臨的復雜情況。

　　徐州市賈汪區(qū)家事審判庭的辦法是發(fā)出人身安全保護令，至今發(fā)出了近170份。法官會和當事雙方嚴肅告知人身保護令的法律效力和違反后果。王道強發(fā)現(xiàn)，早期進行這類強制性干預，一些家暴行為會就此終結。

　　然而，他也承認，在這170多份保護令背后，最終三分之二的家庭還是會走向解體。其中一對夫妻在人身保護令下維系了4個月的“和平”，之后一個深夜，男人再度揮起了拳頭。女人果斷報警，因為違反人身保護令，男人被警方直接拘留。

　　王道強接到女人電話，帶著法警直奔派出所?！霸敢怆x婚嗎？”鐵欄里的男人遭受了懲戒，十分羞愧，因此不再抵觸，孩子撫養(yǎng)權和財產的歸屬商談也十分順利。

　　在王道強看來，這也是當下能付諸實踐的一種保護。

　　3

　　北京紅楓中心主任丁娟多年來試圖給予家暴受害者心理上的輔導。她的原則是，將所有選擇和相應的后果告知受害人，“但絕不替她選擇?！彼龝嬖V受害人，可以報警，有離婚的權利。但如果當事人不愿離婚，那是否要考慮下改變自己，盡可能減少與施暴者的沖突？

　　“不能指責受害者哪里哪里不對，不能各打50大板?！崩瞵搱猿终J為，單純從“家務事”的角度去理解家暴，施暴者總能找到理由為自己開脫。她舉例，比如施暴者自稱，他的妻子因為太愛嘮叨，自己才忍不住打她。那是否要勸女人改掉嘮叨的毛?。?/p>

　　“本質上還是傳統(tǒng)性別角色下，女性價值沒有得到相應的認可?！崩瞵摳嬖V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所以只有施暴者自己開始反思，才可能改變二人間的關系，否則即使讓受害者“改變”，實現(xiàn)“家庭和睦”，也可能只是換一種形式的壓迫。

　　“之前做了很久的倡導、呼吁類工作，其實進展很慢。”另一位社工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坦言，在一線幫扶中，受害人能否通過現(xiàn)有法律渠道獲得救濟，各地情況差異很大，挫敗是常有的；電話就舉在手里，能做的事卻窮盡了，不少社工會被無力感包裹。

　　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shù)家暴案例中，施暴者的反思能力偏弱，有著強烈改變訴求的都是受害者?！八栽诋斚?，主要靠司法、公安等帶強制力的角色去約束施暴者，社工往往只能服務、幫助有意愿改變的人?！彼硎荆屖芎φ呦热ジ淖?，乍聽起來“不公平”，卻是當下的“現(xiàn)實”。

　　萬飛是湖北省監(jiān)利縣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xié)會創(chuàng)始人，作為一名退休民警，他在當?shù)嘏c婦聯(lián)、公安等部門合作，多年來開展“萬家無暴”行動。他感覺，“很多家暴受害人，將‘我要離婚’作為最后的稻草，但離婚絕不是家暴的終點?！?/p>

　　曾有女性來向他求助，稱自己的丈夫很暴躁，遇事喜歡動手，更熱衷言語威脅，動輒揚言要殺死她的家人，逼迫其順從自己，所以想知道怎樣才能離婚。

　　“假設你今天拿到了法院的離婚判決，回到家，你丈夫說，離婚就把你倆的孩子殺了。你敢離開嗎？”萬飛問。

　　女人愣了很久，囁嚅道：“不敢。”

　　“那他這么多年叫囂傷害你的家人，施行過嗎？”

　　“沒有?！?/p>

　　“他怕警察嗎？”

　　“怕?！?/p>

　　萬飛的言下之意是，對大多數(shù)家暴受害者，最大的問題并非遠離施暴者，而是他們的精神在長期的毆打、恐嚇下變得脆弱、服從。施暴者不見得敢去傷害其他家人，諸多手段均是為了控制。所以，當務之急是讓受害者重拾勇敢、獨立的心態(tài)。這便需要專業(yè)的心理輔導。

　　根據他的經驗，平均每百起家暴案件中，大約有7起發(fā)生于已經離婚的家庭。當事人已然離婚，但受害者最終重返施暴者身邊。

　　在其他地區(qū)，曾有施暴者為逼迫前妻與自己聯(lián)系，令上小學的女兒跪在地上，在她脖子上掛牌子，拍下照片，發(fā)在微信朋友圈。在萬飛身邊，不乏受害人在離婚之后，主動再去對方家照顧孩子、過節(jié)，甚至洗衣、做飯，然后再遭毆打?！皟扇嗽诜缮戏珠_了，精神卻沒有獨立?！?/p>

　　“家暴往往不是直線型，是胡蘿卜加大棒，通過暴力讓你順從，但又不時給你點希望，本質都為了實現(xiàn)控制?！崩瞵撜f，自己經手的援助案例中，男人下狠手將女人打傷，轉過頭來道歉，張嘴就是“親愛的”，十分甜膩。家暴案例中，類似情況屢見不鮮。

　　在她眼中，反家暴的完整鏈條中少不了針對施暴者的教育。我國臺灣地區(qū)將這一點納入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框架，一旦施暴者違背保護令，必須接受強制矯正。英國等國也開展公益計劃，為施暴者的教育改造項目注資。

　　“但我們現(xiàn)在對此還沒有任何強制規(guī)定?！崩瞵摳嬖V記者，大陸也缺乏能深度介入家暴發(fā)生家庭的社會機構。

　　4

　　事實上，今年以前，何苗并未深入反家暴領域。

　　變化始于今年2月，疫情期間，她和朋友們發(fā)現(xiàn)，身邊一些鄰居家開始頻繁出現(xiàn)打罵聲和哭聲。

　　“越發(fā)感覺家暴離自己很近?！?/p>

　　李瑩相信，當下很多難題，仍舊可以通過程序與執(zhí)行的完善來解決。例如一起家庭糾紛究竟該判定為家暴還是互毆，可能男人的胸膛被女人抓得血肉模糊，女人“僅僅”脖子上有掐痕。“但一些發(fā)達國家有詳細的規(guī)范，扼頸才是致命的高危行為，盡管受害人下意識地自衛(wèi)，但本質是單方面施暴?！彼偨Y，“這要靠繼續(xù)細化法條，以及基層司法、執(zhí)法人員不斷的培訓。”

　　在重慶巴南，用劉秀榮的話說，由于當?shù)胤ㄔ汉凸驳念I導發(fā)自內心的重視，大部分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俺朔ㄔ罕旧淼木W絡平臺和一個微信群，沒什么成本，更沒啥高科技?！爆F(xiàn)在，已有不少施暴者的工作單位和所在街道愿意主動配合，承擔教育、監(jiān)督的工作。

　　李瑩堅信，公權力做得多一點，受害人的壓力就會小一些。以美國等施行的“強制逮捕”制度為例，一旦家暴受害人達到一定的受傷程度，出警的警察便會將施暴人直接拘留——無論受害人是否同意。“權力控制關系下，你讓受害人去作這個決定，是增加她的壓力，甚至可能被報復，所以需要公權力更主動，旗幟鮮明地去支持受害者?！?/p>

　　“我們是慢慢探索的?！毙熘菔匈Z汪區(qū)人民法院家事審判庭庭長王道強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大概10年前，法官們詢問起訴離婚的當事人，他們離婚理由都是清一色“感情不好”。慢慢聊下去，才會有人提起自己挨打的細節(jié)。時至今日，類似情況依舊時有發(fā)生。

　　同樣，人身安全保護令剛走入大眾視野時，也有過各方認識不足的尷尬。王道強解釋，保護令的本意，是在緊急情況下先保護，乃至預防申請者遭受家暴侵害，并不等于立刻強制執(zhí)行的判決，因此在證據等層面也可適當放寬。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乏受害人和律師認為，這紙保護令證明了家暴事實，繼而反過來要求立刻離婚、索取賠償，這又使得法官對保護令簽發(fā)十分謹慎，嚴控證據鏈。

　　“現(xiàn)在我們明確了，保護令先考慮‘預防’，主要制止接下來的施暴。隨著簽發(fā)的保護令多了，本地律師們發(fā)現(xiàn)，效果很好，確實能保護他的當事人；再有新的受害者過來，他們也主動告知，有了‘良性循環(huán)’的氛圍?！蓖醯缽娬f。

　　萬飛總結道，為了實現(xiàn)反家暴目標，一定要推動多方共同努力。他一邊在公安系統(tǒng)內對警察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倘若不及時處理家暴警情，案情反復不但牽扯更多精力，更可能誘發(fā)傷人、自殺等惡性案件；而另一邊，面對那些遭遇家暴、抱怨警方不盡責的受害人，他又會勸說：警方有責任處理，只是壓力大，他們太忙了。所以不要怕，要更堅決地向警方投訴，一直找，“直到他們拒絕的時間成本比處理案情的還高?！?/p>

　　目前，山東、湖北、湖南等省份已經出臺了落實反家庭暴力法的地方性法規(guī)，江蘇、浙江等地公安機關則聯(lián)合多部門出臺了家暴告誡制度實施辦法。2019年11月，最高法也公開表示，將適時出臺反家暴法的司法解釋。

　　最高法還指出，要解決家庭暴力認定難、舉證難、獲得賠償難、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難、爭取撫養(yǎng)權難等問題，還需加強與相關職能部門的協(xié)調配合，共同形成反家庭暴力合力。

　　身處基層的王道強有著強烈的類似感受：人身安全保護令簽發(fā)了，但怎么保證執(zhí)行？最終還要靠基層派出所監(jiān)督，婦聯(lián)定期回訪，以及村里婦女主任作宣教。

　　一位社工曾遇到一起性質極端惡劣的家暴事件：女人被丈夫懷疑出軌，后者一怒之下將其打成重傷，昏迷入院。警方將男人控制，但女方家人懇求警方不要處理：因為兩人的孩子、女人住院、家庭收入來源都是問題。被釋放的丈夫在醫(yī)院陪護，然而女人蘇醒后依舊冷漠。50多天后的某天深夜，氣不過的男人再度拿起水果刀，向入睡的妻子連砍數(shù)刀。

　　被搶救回來的女人后來向社工回憶，之前幾年，丈夫與其爭執(zhí)時就會打她的眼眶，還按著她的頭往墻上撞，但她一直沒覺得這是“大問題”。

　　“一個案例里，施暴者、受害人、家屬、警方……太多需要反思?！边@位社工感慨，“所以反家暴一定是跨部門，跨領域的。”

　　另一位社工也有強烈的感受：盡管微博等輿論場上，反家暴的話題已過熱，但回到實際生活，很多真正的受害者對這一領域的認識依舊幾近空白。

　　問題在農村更加嚴重。廣西婦聯(lián)權益部部長王彩念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農村、山區(qū)，很多家暴受害者沒有文化，缺乏法律和維權意識，不與公權部門接觸。既有案例中，有的女性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幾乎全套流程要靠婦聯(lián)幫辦?！耙虼送鶎幼咭欢ㄊ欠醇冶┙酉聛淼闹攸c。”她表示，這類工作可能會與接下來的扶貧、入戶排查留守人員等結合。

　　改變在慢慢發(fā)生。從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落地，全國法院系統(tǒng)每年頒發(fā)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數(shù)據逐步增加，從2016年的687份上升至2019年的2004份。人們逐漸意識到，這并不是簡單的“家務事”。

　　今年2月，何苗的朋友在連續(xù)幾天聽到鄰家的哭聲后，最終鼓起勇氣，將一封手寫的信件塞到了鄰居的門中。

　　“尊敬的住戶您好，請您以后不要再打小孩，友好溝通。否則，知情者有責任報警阻止您實施家庭暴力，因為家庭暴力是違法行為……”令人驚喜的是，自那之后，哭喊聲真的消失了。

　　何苗和朋友們將這次行動的記錄發(fā)布到社交平臺，并發(fā)起了“反家暴小疫苗”行動，號召網友在小區(qū)顯眼處張貼《給鄰居的反家暴倡議書》。很快，數(shù)千人參與進來。

　　一位女網友告訴何苗，自己打印了10多張“倡議書”，想要張貼在小區(qū)公告欄；雖然戴著口罩，內心卻無比緊張，生怕被人看到、被阻攔。這是她過去總在網上關注反家暴話題、發(fā)表諸多言論時從未有過的感覺。

　　但最終，海報還是貼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