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千年之城”探尋燕文化蹤跡

　　雄安新區(qū)南陽遺址考古發(fā)現南城門，勾勒出該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統

　　為“千年之城”探尋燕文化蹤跡

　　南陽遺址，是雄安新區(qū)考古最早啟動之地，被寄予探尋文化根脈之厚望。

　　“我們找到了南城門?！?月12日上午，站在厚實的遺址上，南陽遺址考古隊項目負責人雷建紅指著不遠處的一塊區(qū)域對記者說。

　　京津冀，山水相連、文脈相通。2024年伊始，京冀兩地文物部門率先聯合開展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集體調研活動，把其中一個重要的地點選在了雄安新區(qū)南陽遺址。

　　“雄安考古，有一個重大課題，就是進一步尋覓、梳理、發(fā)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源流?！崩捉t說，燕文化內涵豐富，三千余年賡續(xù)不斷。燕文化圈的范圍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北京琉璃河遺址、河北燕下都遺址、天津張家園遺址等地的考古發(fā)現和研究分別從不同時空印證著燕文化的復雜性與統一性。而雄安新區(qū)南陽遺址，更是被寄予厚望。

　　史載，燕曾五次遷都。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于“臨易”，戰(zhàn)國中期燕文公遷“易”。然而，“臨易”和“易”地望位置仍爭議很大。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陽村西北有村民挖出東周時期銅鼎、銅壺等器物，陰刻“右征尹”“西宮”等銘文；隨后，南陽村周圍陸續(xù)發(fā)現“燕王職戈”、銅鑿及大量刀幣……均顯出燕國風格，其地理位置也與史書所載“臨易”和“易”相近。

　　“幾年來，我們和全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為千年古城探尋文化根脈，進一步豐富燕趙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內涵。”雷建紅說。自2017年7月起，考古工作者對南陽遺址及其周邊區(qū)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數年考古發(fā)掘，已基本確定南陽遺址是迄今雄安新區(qū)發(fā)現的最早城址，其主體文化遺存是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主要文化內涵為大小兩座戰(zhàn)國城址，總體呈“凸”字形。

　　然而，框定城址大小、明確文化內涵，只是城址考古的第一步。雷建紅說，城址考古具有特殊性，非常考驗耐性和想象力。比如，作為城址的南陽遺址，其城市布局和城內道路系統如何？

　　城址考古中，門的確定，往往意味著平面定位和節(jié)點突破——

　　第8發(fā)掘地點，位于南陽遺址戰(zhàn)國大城南部。以往勘探顯示，此處夯土城垣分布不連續(xù)，出現缺口，懷疑為南城門。2023年4月至12月，雷建紅帶隊在此開啟發(fā)掘。發(fā)現各類遺跡50處，其中夯土城垣1段、灰坑25座、灰溝4條、路5條、瓦棺葬1座、土坑墓葬11座、窯2個、踩踏面1處。出土各類可修復器物15件，包括銅、陶、瓷、玉器等，另出土錢幣6枚、銅鏃22枚、銅帶鉤2枚、印文陶片1片……

　　“在南城墻中部斷缺處，發(fā)現多條不同時期疊壓的道路，其中L12為漢代，L13為戰(zhàn)國，L13下即為次生土，基本確定此處是大城南城門?！崩捉t說，此次大城南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的確定，填補了城市南部路網系統的缺環(huán)，結合2020年發(fā)現的大城西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二者共同為探索整個城址道路網格、城市平面格局演變提供了重要參考。至此，以城門為坐標、道路為骨干，考古工作者劃分出該城址內部主要功能區(qū)域，勾勒出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統。

　　“城門，是城址的重要出入口。兩個門先后確定，這個城址就鮮活明晰起來，對研究白洋淀地區(qū)城市化進程及燕文化形成發(fā)展意義重大?！崩捉t告訴記者，不久前，首屆京津冀考古論壇在京舉辦。他曾把相關考古發(fā)現和研究成果提交給大會，與京津冀考古界同仁們分享交流。正是在這次論壇上，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京津冀八家單位就共同推動燕文化考古、研究和遺址保護利用等達成合作。對于南陽遺址考古，乃至整個雄安新區(qū)考古和研究來說，前景值得期待。（記者龔正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