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 濤（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了一封葉圣陶（1894—1988）致許廣平（1898—1968）的書信，這封書信是由許廣平在20世紀50年代捐獻給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查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葉圣陶集》（第二版，共26卷），發(fā)現(xiàn)這封信沒有被收入集中，現(xiàn)將這封書信的內(nèi)容轉(zhuǎn)引如下，并略作釋讀。

　　廣平先生：

　　香港蔣牧良君寄來張漾兮君所作木刻一幅，囑轉(zhuǎn)送尊處，今托顧先生帶上。蔣君通訊地址為：砵（此字不知何字，只能照式描之。）蘭街327號四樓。

　　葉圣陶 頓首

　　九月十八日

　　信封上文字：

　　敬煩

　　均正兄 袖致

　　許廣平先生

　　弟 鈞 拜托

　　這封信中的“蔣牧良君”是指當時在香港從事進步文化工作的湖南籍左翼作家蔣牧良（1901—1973），“張漾兮君”是指當時在香港的四川籍進步木刻家張漾兮（1912—1964），“顧先生”和“均正”是指時任開明書店編輯的著名科普作家顧均正（1902—1980），“鈞”是時任開明書店編輯的著名作家葉紹鈞（字秉臣、圣陶）的簡稱。另外，從信封上的文字，可以知道葉圣陶致許廣平的這封書信，是交給開明書店的同事顧均正捎帶給許廣平的。另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藏品登記單上注明這封書信書寫的具體時間是1948年9月18日。附帶指出，葉圣陶在信中說不知何字的“砵蘭街”，是香港在1927年為紀念英國首相威廉·卡文迪許-本廷克(英文:William Cavendish-Bentinck)兼波特蘭公爵而命名的一條街道，英文名是Portland Street，音譯為“砵蘭街”。

　　查閱葉圣陶的日記，可以看出，葉圣陶在1946年2月9日從四川回到上海之后，在2月24日以全國文協(xié)理事的身份參加文協(xié)上海分會舉行的理事、監(jiān)事會，并在這次會議上被推舉接替赴美訪問講學的老舍，擔任全國文協(xié)的常務(wù)理事。此后，葉圣陶因工作多次與許廣平見面，有幾次文協(xié)的會議就是在許廣平的家中舉行的，因此可以說葉圣陶與許廣平兩人比較熟悉。

　　另外，關(guān)于蔣牧良和張漾兮當時在香港的情況，據(jù)張漾兮的女兒張?zhí)J宛回憶：

　　1948年5月，經(jīng)地下黨和民盟組織安排，進步朋友多方幫助，張漾兮在敵人眼皮底下穿過成都鬧市鹽市口，經(jīng)武漢跑到香港，逃脫了特務(wù)的追捕。

　　到港后張漾兮得到一筆“宋慶齡基金”，凡是剛到香港的進步人士都有?？山鉀Q暫時的生活問題，后來他加入了“粵港文協(xié)”和“人間畫會”，和大陸作家畫家蔣牧良、張文元、曾巴波等人住在“香港文協(xié)”的一個小樓上，以一張乒乓球臺為公用書桌、餐桌和床，在那里完成了他正在構(gòu)思的木刻《我們自己的隊伍來了！》，以及《上工去》、《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等木刻作品。

　　鑒于蔣牧良和張漾兮當時都住在“香港文協(xié)”的一個小樓上，并且張漾兮還在香港加入了“粵港文協(xié)”和“人間畫會”，由此可以推測出當時協(xié)助周而復編輯《北方文叢》，并擔任茅盾實際主編的《小說》雜志的編委的蔣牧良也很可能加入了“香港文協(xié)”或“粵港文協(xié)”。這樣的話，作為“香港文協(xié)”或“粵港文協(xié)”成員的蔣牧良就有機會和擔任全國文協(xié)常務(wù)理事的葉圣陶有工作方面的聯(lián)系。

　　而據(jù)《張漾兮年表》記載，1948年，張漾兮在香港創(chuàng)作了木刻作品《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同期開明書店在香港發(fā)行該作圖片”。考慮到開明書店于1948年在香港印刷發(fā)行了該木刻作品，蔣牧良在1948年從香港寄給開明書店的葉圣陶并囑轉(zhuǎn)交給許廣平的這幅張漾兮創(chuàng)作的木刻作品，應(yīng)當就是此作。顯然，張漾兮希望把他創(chuàng)作的這幅紀念魯迅的木刻作品轉(zhuǎn)交給魯迅的愛人許廣平留存。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蔣牧良與張漾兮都深受魯迅的影響。蔣牧良于1932年與張?zhí)煲硐嘧R，并受張?zhí)煲淼挠绊戦_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后來，蔣牧良在自己參與編輯的《現(xiàn)實文學》雜志上刊登魯迅的文章。1936年10月22日，蔣牧良參加了魯迅的葬禮，并與歐陽山一起高舉著寫著“魯迅先生喪儀”幾個大字的門旗走在魯迅送葬隊伍的最前面。

　　張漾兮就是受到魯迅的影響才走上木刻創(chuàng)作的道路的。據(jù)張漾兮的長子張鼓峰回憶：

　　父親在學生時代十分勤奮，在藝專學習的六七年間，每天早上到郊外去畫一張風景寫生，從不間斷。一九三一年畢業(yè)前夕，由于參加學生運動，學校當局拒發(fā)畢業(yè)證書，并取消留校當助教的資格。畢業(yè)后緊接著就是失業(yè)，直到一九三六年才找到工作。任成都《新民報》畫刊編輯。此間他開始研讀魯迅先生的作品。由于魯迅先生大力倡導木刻藝術(shù)，父親便毅然拿起木刻刀，自學木刻。這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他刻制的第一批宣傳抗日的木刻作品于1938年初在成都《新民報》等報刊陸續(xù)發(fā)表。

　　魯迅先生的作品使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他進一步看清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間，他刻制了大量揭露舊社會的木刻作品。巴掌大小的木刻，幾乎每星期一張，可惜現(xiàn)在僅保存下來很少的一部分。

　　因此，張漾兮于1948年8月在香港創(chuàng)作的這幅紀念魯迅先生的木刻作品《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能被許廣平保存下來，更是彌足珍貴。張漾兮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受到魯迅深刻影響，創(chuàng)作出一批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的木刻作品，在政治上也追求進步，在1942年11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會，是民盟的首批會員。張漾兮通過木刻作品，不僅表達出他對魯迅先生的紀念，而且也表達出廣大人民群眾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獲得光明的未來。開明書店于1948年在香港印刷發(fā)行這幅木刻作品，將作品廣泛傳播到全國各地，在最大程度上將這幅木刻作品的宣傳作用發(fā)揮出來。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