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賦論的遞嬗歷程與理論價值
作者:彭安湘(湖北大學副教授)
文學史上所謂“中古”,即通常所說的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賦的創(chuàng)作主要是沿著東漢后期抒情小賦的道路繼續(xù)發(fā)展,并呈現(xiàn)出抒情化、駢儷化的衍變趨勢。中古賦論,也在其時文學思潮的熏陶下,在兩漢賦論和賦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有了明顯的轉變和發(fā)展,已開始體現(xiàn)出真正從文藝角度論賦的自覺批評意識。
中古近四百年的賦論遞嬗歷程,可分為曹魏、兩晉與南北朝三個階段。
曹魏賦論以曹丕、曹植和嵇康為代表。曹丕《典論·論文》標舉“詩賦欲麗”,以一個“麗”字突出賦的特點,而與漢代揚雄“麗以則”“麗以淫”相區(qū)別;曹丕還引入“氣”這一概念評價賦家,以才性評議取代了漢代的人格評議。這是其時賦論自覺批評意識兆顯的標識。其后,曹植、吳質、卞蘭等或以“美麗”“瑰偉”,或以“煥炳”“華藻”等詞語來評價漢代和當時辭賦。曹植還以“雅好慷慨”揭示個人賦風和時代特征,并在《與楊德祖書》中稱“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以表明對辭賦政治功利價值的否認。嵇康在《琴賦序》中首次從題材角度對以往樂器為題的音樂賦進行評價,表達其創(chuàng)新求變的辭賦創(chuàng)作觀,提出由體物之形進入到究物之“理”的嘗試,并在解讀《大人賦》時表現(xiàn)出對“超然”賦風的向往。
兩晉賦論內容豐富,在對漢魏賦學遺產(chǎn)進行比照與批評的基礎上,針對當時賦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種種評論意見,具有“總結性”和“當代性”的雙重特色。首先是對賦之體、類的梳理。如傅玄、摯虞、陶淵明等對七、答難兩體以及京都、志、情、藝術類題材的整理與總結。這不僅能比照出同體類題材創(chuàng)作的優(yōu)劣得失,也為后世賦選如《文選》等的“類聚區(qū)分”提供了有益借鑒。第二,引發(fā)“古今”之辨。摯虞將辭賦分為“賢人失志”之賦和“今之賦”兩類,從《詩》源思想出發(fā)批判“今之賦”有“麗靡過美”等“四過”,指責其“背大體而害政教”。與此相反,葛洪反對貴古賤今,他在《抱樸子·鈞世篇》高度評價漢晉大賦辭采之“艷”與“壯”,并認為其超過了《詩經(jīng)》。第三,發(fā)表不同于前人的新見。左思《三都賦序》針對漢代體物大賦名篇夸張?zhí)摌嫷谋锥?,聲稱自己寫賦是“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強調“依其本實”的創(chuàng)作原則。這種“依本、征實”的論調為皇甫謐所推賞,認為賦應“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但又從藝術形式上著眼,指出賦“敷弘體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為“美麗之文”的藝術特征。陸機則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說。其“歷史貢獻應當是表現(xiàn)出對詩、賦兩大統(tǒng)緒的辨別與匯攏,從而強化了賦‘體’的理論意識”(許結《中國辭賦理論通史》,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頁)。陸云在《與兄平原書》中多處有“言情、情言……情文……少情”的評述。如評陸機《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對其賦作中“情”予以高度肯定。其“附情而言”的主張與《世說新語·文學》中“文生于情”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相呼應?!妒勒f新語》還載有晉代數(shù)十名流談賦、品賦的內容,展現(xiàn)了兩晉士人的重賦之風。
南朝賦論有新變、折中、崇古三派,在理論的交流碰撞中呈現(xiàn)賦學理論獨立、自存的征象。謝靈運、沈約、蕭綱等為新變派代表。創(chuàng)新求變意識在謝靈運《山居賦序》中表現(xiàn)為“言心”賦用觀、“文體宜兼”賦體觀、探新域的題材觀以及“去飾取素”的審美觀。沈約是提倡和宣傳聲律最力者,對講究聲律之美的辭賦很重視。蕭綱對崇古派懦鈍、闡緩文風深為不滿,強調詩賦當“吟詠情性”、“寓目寫心”,不受陳規(guī)之束縛,而應變古翻新。崇古派代表裴子野則以明道致用來詮量新的賦學現(xiàn)象,在《雕蟲論》中既批判詩賦“繁華麗靡”,也不滿以“情性”為旨歸的新變風尚,認為“擯落六藝、吟詠情性”的創(chuàng)作是“淫文破典”“非止乎禮義”。蕭統(tǒng)、劉勰歸屬折中一派。蕭統(tǒng)所纂《文選》以“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的原則,別立屈騷,單列賦體,以類區(qū)分、衡量品鑒,體現(xiàn)了對辭藻華美、鋪陳富麗的漢魏六朝賦的高度重視。
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諸篇中,以圓通的論賦視野較為全面地論述了賦的體制源流、歷史發(fā)展、創(chuàng)作原則、楚漢魏晉賦家賦作、韻律修辭、與騷、詩、隱語關聯(lián)等內容,建構了自己的賦論體系,真可謂“體大而慮周”。其中,“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賦體界定,簡明圓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劉勰以“明體”為中心,以辭賦附合經(jīng)義,樹立起了賦之“麗詞雅義”的新典范,成為中古時期最有成就的賦學理論批評家。
北朝賦論遠不及南朝豐富,除史傳中零星記載外,唯有由南入北的顏之推和庾信發(fā)表過若干論賦見解。顏之推尊奉儒學,主張經(jīng)世致用,對辭賦多有批評。庾信《趙國公集序》對賦的發(fā)展演變作了分期,提出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說;他標舉“性靈”,在情感發(fā)抒上“不無??嘀o,惟以悲哀為主”,偏重哀怨之情,在表現(xiàn)內容上則要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中古賦論論題廣泛、內涵豐贍、言說形態(tài)多樣,其理論價值主要在于兩端:
建構了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話語體系。首先,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賦學命題。如“詩賦欲麗”“體物瀏亮”“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寫物圖貌,蔚似雕畫”“依本宜實”“分賦物理”“形似”“娛情”“悲美”等,它們是構成辭賦“明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漢代賦論基礎上的大力拓展。其次,產(chǎn)生了較為豐富的賦學批評形態(tài)。批評載體較前朝更為豐富多彩,出現(xiàn)了頗有特色的賦序、賦注、選本、專論等諸多賦學批評形態(tài)。最后,具備較為廣泛的論述范疇,包括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家論、功能論、鑒評論、賦史論等,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對漢代及中古賦學現(xiàn)象進行了總結性的研究與批評。
體現(xiàn)了“以賦論賦”的自覺批評意識。盡管此期也有“依經(jīng)立義”的理論回溯,但持“新思”立場的論賦者大體上擺脫了“以《詩》論賦”的詩教批評意識的羈牽,于傳承中結合時變,注重賦作藝術形式技巧及賦家才情品性等主觀因素的分析評價,注重對賦體創(chuàng)作內部規(guī)律的探討,體現(xiàn)了自覺的“以賦論賦”的批評意識,從而實現(xiàn)了賦學批評角度的轉變。即由漢代重諷諫功用的政治批評轉向了“尚麗”、“重情”的文學審美批評。從本體論角度,強化了人們對中古賦學即情性之學和美飾之學的認知。
中古賦論產(chǎn)生于人文意識張揚、學術思想活躍的時期,賦論之論題內涵、批評形態(tài)與論賦思維都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特有色澤和創(chuàng)作印跡。它近乎完整地展示了由漢代重“賦用”到魏晉南北朝重“賦體”“賦藝”的演變過程。自茲以后,賦體之賦用和賦藝,成為中古以后不同歷史時期賦論不斷遷流爭鋒的兩端。故中古賦論在我國古代賦論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與地位。
歷代治賦者對此期賦論之探究興趣甚濃,研究成果甚夥?,F(xiàn)當代的賦論研究,自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1993)專章論述“魏晉南北朝賦論”以后,相關論著迭出:斷代賦論研究有李翠瑛《六朝賦論之創(chuàng)作理論與審美理論》(2002)、冷衛(wèi)國《漢魏六朝賦學批評研究》(2012)和彭安湘《中古賦論研究》(2013);通代賦論研究有何新文、蘇瑞隆等《中國賦論史》(2012)、許結《中國辭賦理論通史》(2016)以及蹤凡《中國賦學文獻考》(2020),各書均有魏晉南北朝“賦論”或“賦學文獻”部分。這些成果針對中古時期辭賦創(chuàng)作、批評與文獻開展,既有全面賦學史料鉤稽,又有縱向史跡梳理和橫向范疇詮釋。這種“批評之批評”的賦論史撰寫,是建構新世紀科學的賦學批評方式與理論闡釋體系的有益嘗試。
《光明日報》(2023年06月2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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