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峰（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編輯部副編審）

　　流連山水、游覽名勝，是古代士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山水名勝之游，既可以舒展身心、陶冶性情，更可以結(jié)交友人、增廣見聞、彰顯大志；同時，山水借士人之游而增其風(fēng)姿，名勝因士人之覽而富其內(nèi)涵。

　　東晉南朝時期，“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山水成為士人寄情的對象。至隋唐時期，這種山水意識影響了整個文人世界，尋山問水，成為文人行旅的重要內(nèi)容，山水詩文迅速發(fā)展，山水和人的故事日益豐富，山水中的人文因素逐漸凸顯。宋代以后，人們訪問山水時除了欣賞勝景，往往會追尋前賢的足跡、追憶前賢的故事，與前賢進行詩文唱和，尋古探幽成為文人山水游賞的重要主題?！懊麆佟币辉~在魏晉時期主要用來指“名人”“名士”，一直到明清時期，將素有雅望的知名人士稱為“名勝”的現(xiàn)象仍較常見，而被稱為“名勝”的“人物”往往有山水景物游賞的雅好；自宋元以后，經(jīng)“名人”“名士”游覽或書寫過的、具有充分人文積累的“山水勝景”開始被稱為“名勝”，至明清時期這種用法已非常普遍。因此，“名勝”一詞具有“人”和“景”的雙重含義，體現(xiàn)了“自然”與“人文”的合一。宋代以后科舉制興盛，文人士子隊伍迅速擴充，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文化事業(yè)中，士人們的游宦生涯，促進了山水游賞的興盛與地域文化景觀的開發(fā)。隨著文獻學(xué)和印刷術(shù)的發(fā)展，山水景觀中的文化故事得以廣泛傳播，進一步推動了名勝文化的發(fā)展。

　　山水游觀是文人士大夫涵養(yǎng)心性的重要方式。北宋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xùn)》中提到文人士大夫鐘情山水的原因：“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yǎng)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惫湃苏J為山川亭沼有助于宣泄?jié)岱?，通達氣象，使人處于澄明之境，如宋人胡宿《流杯亭記》所言“城邑之粹依于山川，所以通氣象而宣底滯；府寺之勝，寄于亭沼，所以棲神明而外氛濁”。李廌在蘇軾祭文中寫道“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以山川之靈氣映照蘇軾人格之高潔。那些他鄉(xiāng)遠游的文士中甚至出現(xiàn)了一批熱衷于山川地理考察與著述的專業(yè)學(xué)者，如徐弘祖、王士性、顧炎武等人。王士禛《香祖筆記》中提到王士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游記數(shù)十篇”，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絕域徼外，牧翁為作傳”，將二人稱作山水游的“好事者”。

　　中國古代士人的仕宦生涯，為游歷或營繕各地山水名勝景觀提供了便利，王士性“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涌幢小品》卷十）。宋人王禹偁言：“平生詩句多山水，謫宦誰知是勝游?！惫糯賳T任職地方，尋訪、游賞、修繕、營建地方文化景觀，并為之寫詩作文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官員致仕后，往往又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及實力豐富鄉(xiāng)居生活，游覽或經(jīng)營鄉(xiāng)里名勝?！睹魇贰の脑啡酚涊d田汝成“歸田后，盤桓湖山，窮浙西諸名勝，撰《西湖游覽志》，并見稱于時”；明代南安人蘇希栻年四十五回鄉(xiāng)后，葺治梅隴阡、履濡橋，“重新雪峰寺名勝”（《閩中理學(xué)淵源考》卷七十）。致仕官員成為營繕地方名勝景觀、整理和塑造地方名勝文化的重要力量。

　　宋至明清，隨著文化和教育的發(fā)展，士人群體迅速擴展，一些文人在風(fēng)景優(yōu)美的山林間設(shè)立書院，推動了當(dāng)?shù)鼐坝^文化的發(fā)展?！端急驿涊嬕W(xué)校》言：“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fā)道妙學(xué)者，于此處讀書、講道、觀星、算歷，誠為至便，深合管子處士就燕閑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睆垨颉对缆磿河洝诽岬皆缆磿盒蕹珊螅盀閻燮渖酱ㄖ畡?，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xí)，誠莫此地宜也”，朱熹與張栻多次在書院園林中探討學(xué)問、游賞景致，勝景與文思得以相互激發(fā)。

　　“山水名勝”亦是古代文人社會交游的重要內(nèi)容。陳繼儒《小窗幽記》認為人生三樂，即“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文士好山水，并非僅為山水，也是借助“山水”，展現(xiàn)身份與性情，廣交四方名士，構(gòu)建志同道合的士人社交圈。五代時期連州人黃損少負大志，“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所學(xué)未廣，乃擔(dān)囊游洞庭諸名勝，結(jié)交天下士”（《十國春秋》卷六十二）。蘇東坡一生輾轉(zhuǎn)數(shù)地，文名極盛，政務(wù)之余，會用很多時間攜友游賞當(dāng)?shù)鼐坝^，參與營建、塑造地方文化景觀，成為宋代以后景觀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徐州黃樓、密州超然臺、杭州西湖、黃州雪堂等眾多地方景觀都留下了蘇軾及其友人的事跡或文字。

　　“雅集”是文人參與山水名勝交游最典型的形式，三月上巳節(jié)水邊修禊、九月重陽節(jié)登高結(jié)社，成為一些文人定期的交游活動。 以山水或勝景與朋友交流，這一傳統(tǒng)很早就已出現(xiàn)。西晉金谷園雅集在當(dāng)時的官紳文人圈負有盛名，東晉王羲之等人參與的蘭亭雅集則為后代士人所傾慕。至唐代，山水雅集與郡齋園林燕集并重，成為文人士大夫社交的雅事。韋應(yīng)物等人在郡齋園林中與友人燕集，郡齋園林景物常常成為詩文唱和的吟詠對象。 北宋時王詵在汴京建有西園，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李公麟等文人在此雅聚，吟詩作賦，揮毫撫琴，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繪其盛事，米芾為之作記，成為文人交游的經(jīng)典故事。元末玉山雅集、清初紅橋修禊也都是較著名的雅集。

　　士人山水雅集，一般都在山水勝地或園亭佳處進行，常表現(xiàn)為攜好友訪勝、飲酒、賦詩、品茗等方式。清乾隆《杭州府志·雜記》提到明代杭州“士大夫之里居者，十?dāng)?shù)為群，選勝為樂，詠景賦志，優(yōu)游自如”。宋以后尤其明清時期的雅集，往往還會有一些尋古、訪古活動。明代徐有貞隱居故里，非湖山之游不出門，終于在重陽節(jié)令之際，與夏昶、杜瓊等詩社老友一行七人前往虎丘，登云巖寺，其《云巖雅集志》記述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門，笑詠以登”，“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行酒作詩，賞菊品茗，“尋勾吳之遺跡，吊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fēng)”（《吳中金石新編》卷八）。文人雅集，既是以“山水名勝”熏陶文人性情，增進同道之誼，其雅集故事及詩文的流傳也有助于山水名勝文化的豐富和拓展。

　　士人山水名勝之游，從游賞工具到游賞形式，往往都講究“雅致”。明人屠隆《游具雅編》對游玩所用之笠、杖、漁竿、舟、葉箋、葫蘆、瓢、藥籃、衣匣、疊卓（折疊桌）、提盒、提爐、備具匣、酒尊等游具的形制、規(guī)格、功用等進行了詳細說明，穿戴佩用均注重“道氣”“風(fēng)致”。陳繼儒《巖棲幽事》談水游之雅趣：“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欞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fēng)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于風(fēng)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也避喧謝客之一策也?！睙o論是舟中陳設(shè)，還是故人相聚、避喧獨游，處處可見風(fēng)雅。

　　總之，山水名勝是自然與人相結(jié)合的勝景，是大地山川中有歷史有故事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山水名勝的形成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持續(xù)的文化實踐過程。作為“人”與“大地”共同的作品，“山水名勝”景觀為后世的游覽者提供了空間、時間和人相互交織的文化景象。歷史時期，山水名勝成為啟發(fā)無數(shù)文人士大夫進行審美創(chuàng)造的靈感之源，山水詩文和山水畫是以文字或圖像的形式體會山水人文之美，古代音樂中也有眾多表現(xiàn)山水意境的經(jīng)典樂曲。對于今人而言，山水名勝集自然勝景、建筑藝術(shù)、詩文傳統(tǒng)、書法繪畫藝術(shù)、傳說故事等為一體，是公眾比較容易接觸到的綜合性的審美對象，對于公眾美育的作用不可忽視。山川勝景能涵養(yǎng)人的襟懷氣度，名勝中承載著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的各類景觀、建筑、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能促發(fā)游覽者博大而深沉的歷史意識，從而在精神層面生發(fā)高遠的信仰與追求。如何使山水名勝游覽能真正促進文化心性的提升，這需要游覽者有一定的文化積累，而知識傳授者與景觀規(guī)劃者如何將景觀文化之美落到實體景觀上，讓游覽者能充分感受這種自然人文之美，也非常重要。

　　　　（本文系首都師范大學(xué)2020年度美育研究課題成果）